梁松在南海投下主权碑

广州的盛夏炙热无比。

没有外出的时候，这位叫做梁松的老者都会呆在女儿家里。

长达14年的时间里，梁松曾执掌中国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。在广州市新港中路353号的大院里，他留下了太多过往的回忆。

那是中国刚刚认识南海的艰难时代。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南海海洋人都充满传奇，更不要说作为第五任南海分局局长的梁松。

比如1987年5月开始那次持续的航程，乘坐当时中国远洋科考船中唯一“能够拿得出手”的“向阳红五号”，在梁松等人的科学考察之后，发生了那场至今仍被人们奉为传奇的海战。

梁松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，一个捍卫海洋主权的科学工作者。

带上主权碑出海

梁松穿一双黑布鞋，银白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衬衣扎进腰带。他不缓不急地从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拿出几张纸，那是特意准备的南海资料。

就是这些岛礁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只能从纸上了解——如果不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海委会”）第14次会议。

当年“海委会”的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中，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建管理、其领土主权范围内的国际联网海洋观测站中，涵括了西沙海域站与南沙海域各一个。

去南沙建站——这让梁松和同事们很激动。

他说，当时对于中国在西沙和南沙以主权所有国的权力建设海洋观测站，南海诸国没有任何异议。其时，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团长就是那一届的“海委会”主席。

而今，南沙岛礁上的新动态时常让梁松激动。他以及那一代海洋人，就是中国在这些礁盘上的奠基人。

梁松记得，要在4平方米的永暑礁上保持存在，中国的船只要带好水泥，一块一块粘贴花岗岩石——这就是如今永暑礁、赤瓜礁等地中国主权碑的来历。

1987年5月，梁松等人搭乘“向阳红五号”出海时，用的还是法国人留下的海图。

作为这次行动的海上总指挥，梁松说，当时主要是对部分岛礁进行地质、水文、环境等要素进行科学调查，并投放主权碑。

那次行动，梁松的搭档、时任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王志斌担任应急安全保卫组组长。

而今，谈起那次任务，梁松依然谨慎，“这个你不要问，这个不好说。”其实那时候，梁松等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要搞这次任务，有些人还向家人交代了后事。

这是一次勇气之旅。1985年后苏联在金兰湾增驻20多艘舰船，威慑中国。南沙群岛北端距离中国海军航空兵最南部的海南陵水机场还有900公里，当时中国飞得最远的飞机歼8作战半径只有800公里。

前往南海的途中，新四军老干部王志斌教人们“自卫”，为防万一。

因为海图不准确，执行“重要任务”的梁松等人险些错过了他们的目的地——雷达持续搜索也没能发现永暑礁。

若不是爬上距海面28米高的桅杆，肉眼瞭望，只怕他们会无功而返。

“向阳红五号”放下舢板，抵近礁石。没想到涨潮了，礁石上的分队长赶紧呼喊大船支援。被救上船后，分队长被梁松狠狠地一通训。

进入永暑礁的最初几天，海上还算平静。地质考察队要在礁盘上钻100多个孔，以获取更多的岩层地质资料，十多名水文考察队员轮流在礁盘上过夜。

危险发生在永暑礁考察接近尾声的5月23日上午11时许，近20名不明国籍的武装人员乘小艇突然出现在永暑礁的西南礁盘上。

“向阳红5号”正在十余海里外勘察，留礁考察人员不过10人。

好在“向阳红5号”得到紧急报告后迅速返回，在梁松的命令下，突击队也整装待发。同时，他急电北京，请求海军护航编队支援。

随着“向阳红5号”迫近，不明身份武装人员搭乘小艇迅速离开了。

科考队沿着六门、华阳等岛礁走了一圈发现，由于礁盘都在水下，已经做好的主权碑无处投放，于是“直接扔进了海里，以宣誓主权”。

1987年6月6日，考察队完成全部考察和巡航任务回到广州。不久后，《南沙群岛海洋站选点调查报告》呈报给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。报告中写道：“永暑礁地处南海入印度洋要冲，离西沙群岛永兴岛440海里，在太平岛至南威岛之间，海区宽阔，礁盘平坦，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，地质基础好，礁沿有成排的片块、礁石……适合作为海洋站和部队进驻的首选地。”

1988年2月初，中国施工部队在永暑礁正式开工建设74号海洋观测站。为保证建站工地的安全，1988年1月18日至3月14日，中国南海舰队先后进驻南沙群岛多个岛礁。

3月，赤瓜礁之战爆发。

当年越南进占了29个南沙岛礁后，梁松带人坐船抵近观察，“越南人很猖狂，打着越南旗呼喊。”

后来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进行美济礁科考任务时，他们发现了菲律宾派去的“特务船”，“被我们赶走”，“我们说是我们的国土。”

最终，中国在美济礁上的海洋渔业保障基地顺利建立。

没有科技支撑，空想没有用

以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的行政职务，一直没能放下科研工作的梁松，还是南海赤潮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。

他说，研究南海，首先要搞清楚这片大海的自然状态。

“南海海洋数据不能中断。”1985年，梁松开始负责在南海海域投放大型遥测浮标。那是中国第一次与美国人在南海进行“中美海洋与气候相互作用合作调查”。

调查持续了一段时间。就是这八个航次，让梁松颇有感慨——“美方有很多技术含量很高的设备，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南海分局也购入了一种大型无人遥测浮标。

不想，遭遇强台风后，浮标漂走了。

浮标漂向了越南方向，越南人爬上浮标，但是“不敢动”，因为怕自毁装置爆炸。

正在南沙执行任务回程的梁松接到了基地的呼叫，命令他们“过去看一看”。赶到相关海域，对面的越南舰艇已经褪下了炮衣。

形势很紧张，梁松迅速请示北京，同时“准备撞”。

后来经驱赶，越方船只遁逃。

浮标测量使中国掌握了大量南海海洋数据，为后来的南海布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如梁松所说：“没有科技支撑，空想没有用！”

2013年7月，中国开启第二次全国海岛调查计划，希望用5年时间对中国万余个海岛进行全面调查。

而早在30年前的1983年，梁松曾负责了第一次海岛调查。那时他们使用手摇式计算机对海岛的面积、资源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测算，调查结果形成了“厚厚的资料”上报。

如今，尽管珠江口的荒漠化问题以及鱼类污染问题让他痛心不已，可除了呼吁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有时候，这个见证过风云的老共产党员也有些落寞。

1964年，无线电专业的毛头小伙梁松，来到北京东长安街31号的国家海洋局报到。

海洋局新来的年轻人，赶上了当年的全国仪器大会战。

他被派去筹建后来被称为“海字164”的天津海洋仪器研究所。

梁松选择的论证题目是“航空红外测温仪”，这种技术如果做得好，可以通过测量海水温度、跟踪测量潜艇航迹。

结果，这后来变成了中国测量鱼群轨迹温度的技术前奏。

另一个他选择的方向是“走航海流自记仪器”，后来成为了“蛟龙号”的海底摄像头。

钻研技术的一个结果是，1975年，全国海洋系统批了四个工程师的职称，梁松是其中一个。

那时候的他一直觉得，自己应该好好干业务。以至于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罗钰如找他谈话时，梁松还坚持自己“愿意搞业务，不愿意搞行政”。

罗突然翻脸：“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？！”

梁松于1980年到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，“搞海洋环境监测中心”。

科技能做的还有更多，比如说，他们还参加了大亚湾核电站的选址调查。

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，工作人员都曾穿着军装。

来到南海分局三年后，梁松带领代表团出访，他发现，很多国家在海洋管控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做法，值得一学。1987年，梁松在论文中提出了“再也不能五龙闹海”的呼吁。

海洋强国过去不敢讲

在梁松的记忆中，“各级领导陆续来南海分局视察”是从1983年开始的。

1985年起，南海分局逐步建成了南海浮标监测网，海上浮标通过卫星向地面接收站传递实测资料，为环境预报、海洋勘探开发等工作提供依据。

这一监测网以海洋卫星、飞机、船舶、岸基站、浮标、海床基等为手段，构建了一套中国南海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监视系统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4月，梁松成为南海分局第五任局长。

实力不是一天两天提升的。梁松记得，1983年他们对一艘沉船进行调查时，还只能用稻草打捞海面上的燃油——“海洋强国过去不敢讲。”

那时中国的海洋工程原料、工艺都不行，以致多年以后，梁松还对本刊记者感慨“真窝囊”。

有时候，让他窝囊的还不止这些。

当时，中国在南海投放浮标进行科研，与周边国家并无相关协议。一次，一个海上浮标漂到了曾母暗沙以南的海域，“上级很生气，来人，让我们学习文件。”“我说什么事？他们说，你们管理的浮标丢了一个。”

事情的结果是，损失并没有发生——早在购买浮标的时候，梁松就为其上了保险。

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关于海洋战略的内容来看，梁松觉得自己所期望的海洋管理体制改革，或将不远。这也让他对中国海洋之路的未来，再次生起无尽的遐思。

那种澎湃心情，就如同数十年前那个刚刚工作的、青涩大学生一样。（作者：齐岳峰 徐志良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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